2月初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之际，香港理工大学发布了呼吸道全自动快速多重诊断系统，能够于一小时内检测超过30种引起呼吸道疾病的病毒及细菌，包括新型冠状病毒。该系统能被广泛应用作传染病防控的首道防线，可谓医疗科技上的一大突破。

不过，这个项目的科研经费却不是由港府资助的，而是来自深圳政府，团队也感慨未来投产亦要靠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事实上，港府已非首次错过本地人才的科研成果——不论是由理大研发的MyCar电动车，亦或是由香港科技大学研发的智能眼镜Google Glass微型显示器，都因缺乏本地投资，以致只能由他国生产。

但不论是2015年港府成立创新及科技局，希望将香港打造成地区创科枢纽；还是2017年，特首林郑月娥于《施政报告》定下目标，承诺于2022年任期届满前，将本地研发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GDP）的比率提升至1.5%，都可以看出香港政府发展创新科技的决心。那为什么香港高校的科研项目却屡屡得不到香港政府的资金支持呢？

01 创科基金政出多门 审批程序繁复

为支持应用研发工作，政府于2018年《财政预算案》宣布额外注资100亿元到创新科技署辖下的创新及科技基金（下称「创科基金」）。创科基金设有多项资助计划，旨在培育创科人才及鼓励私营机构投资研发和应用科技，是提升本地研发开支占GDP比率的关键措施之一。

然而，基金申请项目审批成功率偏低，根据立法会开支预算文件，基金下的创新及科技支持计划于2016至2018年度的获批项目比例不足一半；院校中游研发计划于2016年4月至2019年1月的获批比例更不足两成。

理大副校长卫炳江曾向媒体透露，理大科研团队于几年前欲向创科基金申请约2,500万元资助，最终落选，原因或是审批委员会认为该研发项目没有必要性。他认为，现时政府倾向资助平稳、突破性不高的项目。

以上审批数据除了反映局方审批态度保守外，亦显示本地投资者忧虑投资风险。以创新及科技支持计划的平台项目为例，批核的要求之一是主要申请者须获最少一间私营公司提供相当于项目总成本最少10%的业界赞助，以示市场对项目有相当兴趣。若然具潜力的科研项目得不到商家投资，则失去发展机会。

除了项目审批成功率偏低外，项目申请过程繁复同样阻碍科研发展。香港科学院创院院士兼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黄乃正批评，创科基金政出多门，不同资助计划分别涵盖工业、信息科技等多个界别，以致未能统一处理商家、院校、研发者的项目。由于申请资助过程繁复，科研人员经常要为文书工作烦恼，阻碍研究。

他建议港府参考内地做法，现时内地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受科技部归编，统一向科研人员提供经费资助，减省官僚行政程序，让科研人员能够更便捷地获得资金。

02 评估制度僵化　过多行政干预

黄乃正又批评创科基金定期评估获资助科研项目发展的做法，笑言「攞钱后才是烦恼的开始」。他指出，官方评估制度僵化，科研者的研究进度及成果若不附合申请资助时所订的目标，将不获续发资助。「研究会出好多意外，可能结果造出xyz，比原先所订的abc更好，但评估人员会要求研发者坚持造出abc，才会续批资助。」

黄乃正认为，政府在批出经费后不宜对项目有过多行政干预，「应该让人专心做研究，而非浪费时间应付审核过程的paperwork（文书工作）。」他解释，内地科研近年高速发展的主因除了「肯批钱」——据国家科学技术部发表的《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内地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总额高达近两万亿元人民币，投入强度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官方在批出经费后并不会对有关项目进行过多干涉，以免阻碍科研发展。

或许是为了响应科研界的要求，现届政府在2018年的《施政报告》提出将每所「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每年资助由500万元提高至1,000万元。经费增多固然是好事，但黄乃正认为，若要善用经费，首先要有妥善的大学编制，让大学教授及研究生参与实验室项目，这样不但能为本地人才提供研习机会，节省的人手聘请费用更可用来购买更优质的仪器。内地的实验室便采用了大学编制，由科技部补助大专院校及学术研究工作，包括研究人员的工资和与研究计划直接有关的耗材费用，他建议政府参考内地的做法，纾缓本地科研的资金压力。

03 市场配套不足 成果未能产业化

无论是理大研发的呼吸道快速多重诊断系统、MyCar电动车，抑或由科大研发的智能眼镜Google Glass微型显示器，都因缺乏本地注资而未能在本地投入生产。为何香港未能有效将科研成果产业化及商品化？据2018年立法会秘书处文件《粤港澳大湾区：香港的机遇与挑战》指出，深圳科研由产业主导，注重中下游应用研究；香港科研则由大学主导，多从事上游尖端研究，但本地工厂北移，使科研缺乏中游转移及下游生产。

事实上，近年深圳积极发展产业群，区内已孕育出12家知名独角兽企业，从人才、零部件，以至技术都一应俱全。与之相比，香港缺乏完善的产业发展配套，是创科企业北移的原因之一。

为带动制造业发展，港府于2015年提出「再工业化」，即通过创新科技，结合工业技术和研发成果，协助传统工业升级转型；去年《财政预算案》更提出向创科基金注资20亿元推行「再工业化资助计划」，以配对形式资助生产商在港设立智能生产线，带动先进物料、纳米科技等范畴的产业化发展；今年最新一份《财政预算案》除了重提推动「再工业化」外，亦向科技园公司增拨20亿元，把元朗工业邨一幢旧厂房改建成「微电子中心」。港府着手重振制造业，是发展科研下游的关键起步点，然而这个过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不过，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遇下，不少香港科研团队的研发意念将得以产业化，然而，从理大呼吸道传染病快速诊断系统获深圳支持一例可见，在经济全球化及国际分工大行其道、香港「再工业化」仍未有实质成效的当下，与邻近地方尤其是大湾区其他城市分工配合、互补长短，也许才是香港发展创科的最可行做法。香港政府除了检讨并改善创科政策上的疏漏外，更应该担当起桥梁角色，在完善本地的中下游配套之余，促进香港上游科研与邻近城市的中下游产业合作，充分发挥香港在基础科研上的优势，为香港创科发展找到自己的道路。